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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博三专家公布《功甫帖》研究结果
来源:名家书画网作者:牛牛网址:http://www.7766331.com浏览数:64 

         上博三专家公布《功甫帖》研究结果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  本报讯 (特约记者 沈士君)关于苏轼《功甫帖》的真伪,2014年1月1日,上海博物馆单国霖、钟银兰、凌利中三位研究员的正式报告在《中国文物报》刊出,长达一万四千余字。1月2日,针对上博研究员发布的正式研究报告,收藏家刘益谦发布了第三度公开声明。

  单国霖:形相信 气不畅

  单国霖以“形体极相似气韵却不畅——苏富比拍品《功甫帖》辨析”为题,对苏轼的《功甫帖》进行辨析。他提出“对《功甫帖》本体的看法”:“关于古书画鉴定方法,徐邦达先生在《古书画鉴定概论》一书中指出:‘鉴别书画时,我们把它分成主要和次要的几个方面,这就是:“书画本身,是主要的。”而本人款题和他人题跋、本人印章和鉴藏者印章、所用的纸、绢、绫以及幅面格式、装潢形制等,则是次要的。’我们遵循这一方法,首先应对帖的书法本身进行分析。”

  单国霖文章中说:徐邦达先生在《古书画鉴定概论》中论述“作伪和误定的实况”时指出:“摹书有三种方法:先勾后填;不勾径自影写;勾摹兼临写,又修饰之。”又说:“第三种,先勾淡墨廓后,再用笔在廓中摹写(有异于不见笔法的填墨),碰到虚燥笔锋处才略为填作。”“有一些勾摹者不太懂得行草书的写法,有时会将牵丝的笔画搞错”。同时,“又容易在起笔处显得不太自然”。

  《功甫帖》从字的形体上看,与苏轼的书体相符,尤其接近于《北游帖》。然而,摹本也是最容易得其形似的,鉴定真迹和摹本的关捩是笔法,徐先生说:“依凭笔法的特点鉴别书画的真伪,是最为可靠的。”

  苏轼书写有他自己的特点,黄庭坚记述苏轼书写的方法谓:“或云东坡作戈多成病笔,又腕着而笔卧,故左秀而右枯。此又见其管中窥豹,不识大体,殊不知西施捧心而颦,虽其病处,乃自成妍。”(《山谷题跋》卷五《跋东坡水陆赞》)又同时代李之仪记载:“东坡每属词,研墨几如糊,方染笔。又握笔近下而行之迟,然未尝停辍,涣涣如流水,逡巡盈纸,或思未尽,有续至十余纸不已。”(李之仪《姑溪居士集》卷十七《庄居阻雨邻人以纸求书因而信笔》之三)这些记载说明苏轼用笔方法是用散卓笔,是一种用狼毫和羊毫合一的兼毫笔,比较柔软,笔锋含墨多,肥厚处不会开叉。他执笔又偏下,手腕着案,笔呈卧势,所写字形体偏于肥扁,运笔迟缓,墨色浓稠,故而往往左边笔画显得秀拔,而右边笔画有内收之势。

  细察《功甫帖》的用笔,大部分笔法较为丰润流畅,然而有些地方却显得别扭。例如“别”字,最后一竖边框线呈现不平整的波状曲线,这在苏字中是未见的。东坡书写时虽然行笔迟缓,但并不停辍,如李之仪所迹:“涣涣如流水”,取苏轼《中山松醪帖》中的“倒”字来比照,最后一笔竖画,下笔通畅无碍,仅有粗细变化,并无波状起伏。这种波动不平整的笔道,是对原本进行摹写时,用笔拘谨并有补笔才会产生的瑕疵。

  另外,单国霖在文章中还提出“对翁方纲题跋的质疑”。

  钟银兰、凌利中:法帖中看双勾

  钟银兰、凌利中发表了《从法帖中双钩——谈〈刘锡敕〉〈功甫帖〉墨迹的勾摹性质》一文,认为《功甫帖》墨迹本勾摹自《安素轩石刻》:

  苏轼《功甫帖》被模勒上石,最早见于徽籍儒商鲍漱芳(约1763-1807)辑刻的《安素轩石刻》(上海博物馆藏)。该石刻共计十七卷,系鲍氏自嘉庆元年(1796)从其家藏古代法书原迹中,辑选唐宋明五十件,自嘉庆四年(1799)至道光四年(1824),分别由扬州篆刻家党锡龄,鲍氏二子治亭、约亭陆续精心勾摹上石。

  其中苏轼《功甫帖》系从《安素轩石刻》中翻刻而来。

  他们认为“墨迹本”所呈现的书艺与苏书公认的传世墨迹差距甚远。

  “拓本”之书艺远胜于“墨迹本”,更接近苏字书法特征。

  “拓本”较好地体现了苏字逆入平出、无往不收、以藏锋与中锋为主的用笔特点,因此线条更显饱满圆厚、蕴藉丰腴,且起收、使转、起伏等运笔过程交待更为明晰,其于颜书取法的习性亦一脉相承。

  他们还具体地指出:

  “墨迹本”出现了石刻“拓本”特有的形态。

  “墨迹本”中“苏”字末笔收尾透露了勾摹者对刻石特有手法的不解。

  “墨迹本”中“议”字长撇等泄露了作伪者摹写时的参以己意与漫不经心。

  文章最后作者写道:刻帖成风的晚清,坊间射利之徒的作伪亦如影随形、愈加猖獗。饶有意味的是,本文所析《刘锡敕》《功甫帖》两件勾摹伪本,不正是前引“十万卷楼主人”王端履(1814年进士)所言“近来市贾所售墨迹,多从法帖中双勾”之实证么!更从一个侧面折射了晚清商贾为追逐利益而无技不施的狡狯。

  刘益谦:发布第三度公开声明

  2014年1月2日,针对上博研究员发布的正式研究报告,收藏家刘益谦发布第三度公开声明。他说:我感到欣慰的是,《中国文物报》的“研究成果”虽然是以个人的名义发表的,但文章的标题、行文语气、表达方式都符合正常学术论文的规范。我不禁要想:如果当时这三位研究员是先在专业报刊发表这两篇文章,然后再引起相关方面和大众媒体的关注,那么事件的进展就不会如此波谲云诡,也不会给我个人带来难以承受的压力。既然是学术中人,就应该遵守学术规范。从这两篇文章来看,单国霖研究员认为“安岐著录的可能即是此墨迹”,也就是主张《功甫帖》是清初以前的仿本;而钟银兰、凌利中研究员则坚持此帖是清末依据石刻拓本“双勾填墨”的观点。这两种观点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,也是需要进行完全不同层面的学术论证的。可见在“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”内部对此也存在不同的学术主张,这或许才是正常的学术争论:水平有高低、眼界有高下、功力有深浅,只要是心平气和的表达,就不会引起误读与误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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